“二手房交易征個稅沒有時間表”，這話放在中國語境里，就是“這事情基本黃了”的意思。人們想問的是：為什么某些部門政策可以這樣隨意地出現，又隨意地消失？

　　二手房交易征個稅之所以出現急速叫停的結果，報道稱是試行這一政策的地方二手房交易成交量急劇萎縮。這并不奇怪，當房地產市場處于一個“政策市”階段時，政策一打噴嚏，房市必然有短期發燒的癥狀，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段、幾個地方的二手房交易行情來衡量政策的繼續與否，是不是有點一葉障目了？

　　也許，問題的根本，在于某些政府部門出臺政策的隨意性，以及出臺政策的出發點。

　　制度經濟學認為，制度是社會經濟主體之間相互制約與合作的一種社會契約。

　　契約的重新設計、創新和簽訂，均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——不需要付出成本的制度改革就不叫改革。可“二手房交易征個稅”政策的制訂者們似乎不知道有“制度成本”這回事，當部分地方的房市出現隨制度變動而變動的情形時，是再正常不過的制度成本付出，制度改革者們卻不知所措，斷然否決了自己的最初設計。

　　這只能解釋為兩種原因：一，這些新政策的制訂者沒有想到要付出如此高的制度成本，這成本讓制訂者覺得無法承受。二，某些部門在制定房地產政策時，出發點是僅僅為稅收、政績作打算，還是以完善社會經濟運作系統和提高眾多百姓生活素質為主？

　　政府立法不僅要考慮立法過程成本，還要研究其實施后的執行成本和社會成本。

　　過程成本是制度在建立過程中，因調研論證、征求意見，以及其他技術問題而花費的成本。這一成本長期以來是不受重視或不予考慮的。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房地產新政中，各種新政策出臺之快，就像在下一鍋餃子。政府、專家、公眾共同參與的討論過程基本省略了，廣泛吸納各方面知識、智慧和中外經驗的過程大多遺忘了。

　　決策已定，不可朝令夕改。二手房交易征個稅政策的速朽，也許是執行成本過于高昂，前面的例子說明，至少在制定新政的政府部門心目中，房產新政的執行成本超過了他們的預期，執而不行了。

　　如果一項政策的成效僅僅取決于政府部門的執行成本考量，那又是片面和偏頗的。因為還有第三項成本——社會成本必須被計算在內。

　　社會成本反映的是一項制度直接或間接造成特定人群的利益影響。一項房地產新政，肯定要付出一定成本，政府的管理成本、短期內造成地方房市“蕭條”、影響階段性財政收入與稅收的成本、房地產市場抱怨和反彈的成本——多是房地產商利潤下滑的抱怨、部分投機者乃至投資者資產縮水的成本。但是，如果能夠通過科學的稅收與房產資源二次調配，使城市的房價更平穩合理，更多的城市居民群體能跨過購房門檻，產生的是正效益，就說明這一政策的總體社會成本依舊低。

　　單單看到房市有短幅震蕩，成交量回落，聽到某些房地產商的指責，而沒有耐心傾聽公眾的聲音。只考慮到了執行成本，去“頭”（過程成本）掐“尾”（社會成本）“二手房交易征個稅”急停，這就是漠視制度成本的代價。(畢舸 深圳媒體從業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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